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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这么回头一看，在社会动员能力上，中共天生就比国民党要强，就更适应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适应这个被满清抑制了200多年的中华民族。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违背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 葛雪松：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与国外国外普遍规律存在哪些偏离? 文贯中：中国的城市化到目前为止是政府主导的，以牺牲农民工和郊区农民的利益作为代价。除非你向世界宣布，我这个中国梦只是一部分人，你能宣布吗? 葛雪松：目前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结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制控制了很多经济命脉，造成了很多消耗和浪费，您对国有制的改革有什么建议? 文贯中：如果我们强调要素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些企业也必须在要素市场上平等地跟民营企业竞争，他们如果能够幸存也好，我没有说我故意把他们消灭掉。

每一个城市都说我要发展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却忽略甚至抵制低端的服务业。所以，相对经济结构来说，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结构。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空城、鬼城，但是约2.6亿农民工穿梭于城乡之间，在农村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城市没有户口和与贡献相当的福利。现在的城市化简直就是把农民工当成另外一个阶层，各种场合都在排斥他们。有人认为可以搞所谓涨价归公，土地由农地转为城市用地马上会有升值，升值的部分应该归公。

第二，请问一个自愿的生产组织，你进去以后死活不让你出来，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但是如果他们竞争不了，对不起，他们就应该消亡。何为新常态？从经济学理论来讲，新常态下的增长放缓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从供给角度来讲，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函数。

其次，政府的高调削减繁文缛节和减少官僚作风的举措应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从出口来看，尽管向价值链的上方移动可以帮助中国维持，甚至在某些领域扩大市场份额，但出口增长将来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显著增长的贡献力量，因为中国本已有较高的全球贸易市场占有率和一个可以说是竞争力较弱的货币。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如是说。正在进行的改革之中，下面四个领域的变化值得关注。

消除法规和私营部门进入某些国有企业为主的行业壁垒，实验和扩大自由贸易区（FTZ），以及在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内通过的负面清单投资政策应进一步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鼓励私人投资。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1978年微不足道的0.79％和1998年的3.4％已增至2013年的12.6％。

2012年中国GDP增速10多年以来首次下降到8％以下与该年人口拐点应该不会是一个巧合。然而，通常消费与与名义收入会保持一致，中国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为像美国一样由消费导向型的经济体。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均取得10％的年复合增长率，但是近期种种迹象显示，其增长速度已有明显放缓，引发各方担忧。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中国经济不得不解决投资比例过高、经济体系杠杆过度及房地产价格及库存过高等潜在风险，未来投资增长将势必减速。

从需求角度，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在新常态之下，走供给学派革命是一条可行之路，那就是通过改善供给来创造需求。最后再看金融部门改革，通过包括利率、人民币国际化和自由兑换的逐步放开，简化国内IPO上市机制和并购过程中的审批，通过2014年引进沪港通进一步对国际投资者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并可能在2015年实现深港通，应该都预示着资本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过去三十年，通过加强产权保护、私营部门崛起、国有企业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等举措，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市场份额提升，其红利所带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情况今天也面临瓶颈，有可能经过三十年的繁荣后放缓。

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达到46.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对比之下，美国的12.8％，欧盟的17.8％，日本的21.2％。有据可查的经济文献中，行业进入与退出，企业的扩展与收缩导致的配置效率的提升可以解释三分之一到一半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的生产力增长。

市场预测，在未来几年内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放缓至7％左右或更低。在这方面，如果中国采取适当，审慎和果断的改革，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这一点应该不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的贸易总额仅在2014年增长了2.3％，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表明中国正在轻微失去市场份额。笔者认为，目前的经济放缓与近几十年来经济周期性的放缓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经济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新常态时期。从供给方面看中国经济变化，首先是人口变化。在2012年，我们看到了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一事实。虽然中国增长可能放缓至7％左右，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可以提供政府更多的空间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并为更高的品质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现在轮到第三次，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选择留给农民，是农民自己的生产资料，为什么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要退出，那是他们的事。

中国出现一个畸形的社会结构，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下降了，大约只有10%，但是农村的劳动力还占总劳动的百分之三十几到百分之四十几，如果算上有农村户籍的人口，就要占总劳力的60%多。美国的绿卡对准的就是外国人。

第二次，农民获得从人民公社退出的权利，愿意退出就退出，不愿意退出留在那。第三，市场配置是什么意思呢?市场配置是由要素的价格来配置。

中国往往是先把土地圈来，然后盖一个极其现代化的空城，等着人口来，却没有人来。最后还粮食给农民，饥荒马上结束。

大家都不吸收农民工，中国如何降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呢?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消除呢? 中国梦不能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 葛雪松：您怎么看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实现良性的增长来支撑城市化? 文贯中：如果制度性的一些障碍能够清理，甚至能够消除，中国是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一个自杀型的土地制度使得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把选择权还给农民 不要搞强迫性的集体化 葛雪松：土地私有化是不是一条必由之路?就我国现行的农地经营权可转让的改革方向，它是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文贯中：我的提法是要允许农民有退出现存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自由和权利，这和土地私有化是等价的。为什么不能用城市化把他们熏陶成上海人、北京人或者其他城市的人呢?为什么永远抱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阶层，抱怨他们的素质是如何的低劣，结论是要把他们赶回农村去，这在逻辑就不通。

中国现在走了一个自杀型的道路，它把土地以各种自己吓自己的理由控制起来，比如18亿亩耕地、粮食安全。在一个自称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却要限制一个很重要的阶层到这些大城市来，这不奇怪吗?几十年来他们为这些大城市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城市现代化了，你不能过河拆桥吧? 中国现在走了一条自杀型的土地道路 葛雪松：您能不能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分析一下服务业的发展，我们有哪些主要的障碍?现在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业，是不是还会持续萎缩? 文贯中：服务业确实以后是一个主要的方向，它是可以源源不断，而且可以永远地吸收剩余劳动力。

有人说户籍制虽然不好，但是有必要。中国现在的一个问题恰恰是没有土地市场，也没有土地的交易，因此没有这个信号。

你已经提出中国梦，你不可能把农村人口和农民工那么大的一个阶层留在这个梦之外，让他们住在城中村里自生自灭，或者赶到乡下去住。这是第一次恢复退出权的正面效果，而且没有引起社会振荡。

但是请不要搞强迫性的集体化，这是我对他们的回答。中国的做法市什么呢?跑马圈地!一次性掠夺，弄成一个空城、鬼城放在那，下一轮官员上来又去圈地，又搞一个空城、鬼城，何苦呢。葛雪松：有学者称，产权可以认为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合约是很重要的，只要这种使用权经营权，可以一定程度上自由流转，这个体系进行改革比起一定要恢复到特定的私有制有什么不同呢? 文贯中：如果不重要的话，为什么不给人家，你就要自己死活掌握这个所谓不重要的东西呢。正是低端服务业能吸收无数的劳动力，而且这种劳动力不需要有很高的学历，正好适合于农村中的移民。

地方政府的这种财政收入能否承担的了这种新增的福利要求，是否有动机推进这个事情? 文贯中：户口制度肯定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一部分。我希望这些知识分子也不要再这样说了，你还是要去劝政府把所有权还给农民，不要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去骗农民。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这种涨价归公它是用在城市化上面去。你要凑钱去资助，你可以资助，你有这个钱吗，如果你没有这个钱，你为什么要强迫全国人民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一个低效的所谓的国营企业，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 进入 文贯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市化 。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违背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 葛雪松：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与国外国外普遍规律存在哪些偏离? 文贯中：中国的城市化到目前为止是政府主导的，以牺牲农民工和郊区农民的利益作为代价。除非你向世界宣布，我这个中国梦只是一部分人，你能宣布吗? 葛雪松：目前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结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制控制了很多经济命脉，造成了很多消耗和浪费，您对国有制的改革有什么建议? 文贯中：如果我们强调要素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些企业也必须在要素市场上平等地跟民营企业竞争，他们如果能够幸存也好，我没有说我故意把他们消灭掉。